充当“影子股东”聚钱敛财的落马官员被公诉******

　　中新社北京1月5日电 (记者张素)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5日通报，海南检方对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原党组成员、副厅长吴开成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。

　　公开资料显示，吴开成生于1966年4月，海南海口人，198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，1989年8月参加工作。2022年10月，官方通报其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。他被指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、搞变通，并被指“靠矿吃矿、坐地生财”“充当‘影子股东’聚钱敛财”等。

　　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近日刊文指出，腐败分子贪腐手段花样翻新，如有的通过“影子公司”“影子股东”，投资或实际控制公司及代收代持股份收益谋利等。文章称，应从利用企业工商档案查实际的控制人、通过查资产情况找利益输送链、透过公司经营业务看背后的公权力等方面入手严查这类案件。

　　另据最高检通报，安徽检方对安徽省信用担保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、董事长吴学民涉嫌受贿、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案提起公诉；对安徽省合肥市原副市长、市城乡建设局原局长姚凯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。

　　公开资料显示，吴学民生于1968年2月，河北青龙人，1990年7月参加工作，200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在被“双开”的通报中，他被指“三观极度扭曲，贪欲极度膨胀，置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及金融安全于不顾”，以及“靠金融吃金融”“热衷觥筹交错”等。

　　姚凯生于1969年12月，安徽庐江人，1990年8月参加工作，199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在被“双开”的通报中，他被指“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”，以及“公然利用执掌城建工程项目职权，与不法商人相互勾连，吃里扒外”等。

　　安徽省纪委监委日前公开通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，涉及上述二人。2013年至2021年，姚凯先后收受多名管理服务对象所送礼金、购物卡和高档酒水、虫草等礼品，折合共计84.4万元(人民币，下同)，他还多次接受私营企业主安排携家人旅游。吴学民则在2014年至2022年先后收受多名管理服务对象所送礼品、礼金、购物卡、提货券等折合共计122.17万元。(完)

积极创新参与宏观经济治理的方式******

　　作者：王欣

　　据报道，2022年国内有7个城市GDP总量进入2万亿俱乐部，分别为上海、北京、深圳、重庆、广州、苏州和成都。综合分析可以发现，这些城市不仅经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也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。围绕经济高质量发展，这些城市在发挥生态环境保护的引领、优化和倒逼作用方面，已经做出了不少有益的探索和实践。

　　比如，江苏省苏州市的开发强度高、资源约束紧、转型任务重，以占全国0.09%的国土面积创造出了全国约2.1%的经济总量，而且生态环境质量依然保持稳中向好、持续改善态势。究其原因，就在于充分发挥生态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的作用，做好了经济与生态的“双面绣”。近年来，苏州整治“散乱污”企业（作坊）4.7万余家，为引进高产出、低污染的项目腾挪了发展空间，抓住治污攻坚与高质量发展互促互利的契合点，形成了一招多赢的局面。

　　实践证明，在引领、优化和倒逼经济高质量发展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方面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是有力的抓手，也是重要的推手。关键是务必坚持因地制宜、因时制宜，坚持问题导向、结果导向，全面研究、积极创新生态环境保护参与宏观经济治理的方式、手段和途径。

　　首先，增强系统观念。生态环境保护参与宏观经济治理是一项涉及面广、复杂程度高的长期性系统性工程，绝不能局限于传统思想上的污染防治工作。要统筹产业结构调整、污染治理、生态保护、应对气候变化等，协同推进降碳、减污、扩绿、增长，在多重目标中寻求最佳平衡点，既要“清澈见底”也要“鱼翔浅底”，既要“源头治污”也要“源头清洁”，既要“降碳”也要“增汇”。因此，要认识属地生态环境自然禀赋优势，也要紧盯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短板，充分发挥生态环境保护的引领、优化和倒逼作用，扬长补短，不断增强生态环境保护融入宏观经济的深度和广度、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力度和速度。

　　其次，强化攻坚意识。当前，对于生态环境保护参与宏观经济治理、促进经济与环境协同发展，有的人思想认知上还不够全面深刻，甚至仍有误区，而且现实工作中也有这样那样的困难和矛盾。加上治污攻坚的成效尚不够稳固，在推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仍有不少难关要过，因此，务必保持战略定力，面对高污染高耗能产业更新换代等推进难度较大的工作任务，要统筹各部门政策和力量，密切协同。该依法倒逼的绝不后退一步，该帮助优化的要主动上前一步，该鼓励引领的要争取先人一步，确保步步为营。

　　第三，突出创新思维。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，以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总抓手，更加自觉地推进绿色发展、循环发展、低碳发展，没有现成的经验做法可供参考和借鉴，况且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水平不同，面对的形势和问题也各有所异。因此，务必结合实际，根据属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新情况新特点，适时更新理念、创新思维，不断丰富生态环境保护深度参与宏观经济治理的新方式、新手段。比如，国家相继出台了支持绿色发展的财税、金融、投资、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，如果简单地照搬硬套，难免出现“水土不服”等问题，这就需要各地进一步完善和细化相关举措，更好地发挥绿色金融的激励与约束作用。（王欣）